在唐朝什么样的人能做官？需要什么样的条件？

今日风趣网为您带来一篇深度解读古代文人当官的文章，欢迎品读。

“怀才不遇”，这常常是我们用来评价古代文人的词汇。如果我们深入探究，会发现这种感慨其实并不合理。

所谓的文人“怀才”，就是拥有出众的文学才华，能写出一手好文章或诗篇。那么，“遇”又是什么呢？在人们的想象中，“遇”便是身居高位，飞黄腾达，也就是做高官。

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会认为文人一定适合当官呢？谁说文人就能当好官呢？

写诗句和从政，其实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概念，对从业者的需求也有天壤之别。前者需要出色的文学才华、活跃的思维和丰富的想象力；而后者则需要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的能力，以及强大的心理承受力、协调复杂关系的能力。

以唐朝为例，大规模推行的科举制将诗词歌赋列为考试的重要内容，催生出众多杰出的诗人。但在那时，写诗只是科举的一部分内容，即使你考中，也不意味着你就能顺利做官，还需要有适合的职位空缺。许多进士终其一生都无法担任官职的情况屡见不鲜。

那么在唐朝，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官呢？答案是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

在李世民时期，大唐刚刚经历战乱，社会动荡不安，天灾频发。李世民需要的官员是能解决这些问题、增强国家实力的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唐太宗甚至大量削减中央官员数量，留下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即使你的文笔再好，如果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也无法在官场立足。像魏征这样的重臣，他们的文笔同样出色，但更多的精力是放在处理政事上。

唐朝的实现，靠的不是诗人，而是政治家、军事家们。从唐高宗到唐玄宗前期，虽然宫廷政变和官场博弈不断，但大部分时间国家仍能正常运行。对外扩张、收缩、再度扩张的过程中，想要成为高官，不仅需要适应政治斗争的素质，还需具备“出将入相”的能力。文笔如何，并不是首要考虑的因素。在李隆基手下，兼具“著名诗人”身份的并不多。

后世的唐王朝面临藩镇割据、官宦参政、外敌强势等困境，现实的压力催生了一批战略家，如李泌、裴度等。他们凭借自身的智慧和努力，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唐王朝内外的危机。靠诗人扭转乾坤的情况从未出现过。

怎么分辨唐朝诗人在政坛中的角色呢？看史书是个好办法。在史书中，大唐头号诗人的名字很少出现；而亮相较为频繁的，往往是那些既有政治才能又有文学才华的人。以《资治通鉴》为例，对于著名的诗人白居易，书中虽有提及，但更多的是作为反面典型出现。而真正的政治人才，如王勮、苏味道等人，都被历史铭记。

有人曾看好初唐四杰的仕途，如当时的宰相之一李敬玄。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裴行俭的判断几乎精准到令人恐惧。王勃因故离世，骆宾王因谋反被处死，只有杨炯终老在盈川县令一职上。而裴行俭看好的那些文武双全的人，如王勮、黑齿常之等，都成为了一时名臣。

认为著名诗人就应该在官场上飞黄腾达的观点，其实是中国人“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思想作祟。将一个领域的天才强行塞到另一个领域，结果往往是悲剧性的。历史告诉我们，真正的才子需要在适合自己的领域发挥自己的才能，才能成就一番事业。在历史的长河中，最为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西晋时期。当时的社会环境被世家大族所主导，话语权被他们所掌握，社会风气崇尚“任人以名气”。在这样的背景下，众多才华横溢、出口成章的文人们纷纷被朝廷招揽，身居要职。这样的局面却带来了诸多负面影响。

这些文人，身处高位，却过于追求清谈，言谈举止惊世骇俗，超然世外。他们骄奢淫逸，沉迷于朱门酒肉的生活。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被渐渐遗忘，当权者们畏惧面对难题，缺乏解决问题的勇气和决心。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往往不着调，无法真正为国家和人民带来福祉。最终，这样的社会风气导致了神州陆沉，中原陷入了长达近300年的战乱之中。

这个道理在今天依然适用。我们时常能够看到某些文人的言论和行为，不禁让人感叹，庆幸他们无法身居要职。在这个时代，真正的文人应该坚守自己的职责和使命，以文载道，用文字的力量传递正能量，为社会进步贡献力量。

诗人，更应该以诗作为自己的灵魂表达。他们的诗歌应该充满真挚的情感和深刻的思想，能够触动人心，启迪灵魂。当诗人能够做到这一点时，他们就可以被称为“怀才得遇”。他们的诗歌能够传递正能量，为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为人民带来希望和力量。

在今天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我们需要更多的文人、诗人来用他们的文字、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为社会进步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我们也应该珍视那些真正有才华的文人、诗人，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和鼓励，让他们能够在自己的领域里发扬光大，为人类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