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十大群书(诞生于武汉的六部学术名著[上])

在湖北日报开设“荆楚文化面面观”栏目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十八年前，逸诂易斋发表了一篇名为《学术沙漠与文化码头》的文章，从高处俯瞰了武汉学术的状况与特质。这篇文章主要聚焦于晚清民国期间在武汉工作或流寓的学人群体，探讨了武汉人文学术的独特风景。对于以“土著”、“籍贯”来界定武汉人文的本土本位，现今看来似乎有些狭隘。经过长时间的反思和资料搜集，我写下这篇短文，虽然受限于个人视野和经历，但希望我的分享能为大家带来一些新的视角和启发。

第一部：《杨伦的杜诗镜铨》。杨伦（1747~1803），字西龢，江苏阳湖人。他出身于书香门第，聪明异常，擅长诗文。他与张星衍、洪亮吉并称为“毗陵七子”。杨伦在晚年主讲武昌江汉书院时，撰写了著名的学术著作《杜诗镜铨》。自宋至清，注解杜诗成为一门显学，杨伦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百家之长，力求简洁而精确。他的这部作品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高度评价，现代文学史家郭绍虞也对其精简通透的风格给予了肯定。这部著作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在1962年出版的，是武汉地域学术史上的重要一笔。

第二部：《刘恭冕的何休注训论语述》。刘恭冕（1824～1883），字叔俛，扬州府宝应人。他是知名古文经学家刘宝楠的儿子，继承了家学的精髓并在此基础上取得了经学界的地位。刘恭冕在武昌经心书院担任山长时，撰写了《何休注训论语述》。这部书主要辑佚何休的《论语》注释，以还原其真实形态。刘恭冕在经心书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为湖北的学风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培养了一批知名的鄂籍学者。

第三部：《张之洞的劝学篇》。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劝学篇》是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最流行的名著。这本书在全国范围内广为流传，其最大的贡献是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系统化。张之洞在书中强调了保持国家、教育和种族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国家强盛的基石。《劝学篇》是武汉发出的具有磅礴威力的中国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