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死后，他的继任者为何都不热衷北伐呢？

蜀汉的辅政重臣们，在诸葛亮去世后，展现出了不同于连年北伐的治国理念。他们虽继承了诸葛亮的重任，却不热衷对外战争。这其中，蒋琬、费祎等人更有一股现实的“知命”感，他们明白蜀国的实际情况，更注重巩固国力，尽量延长国家的寿命。

这种微妙的转变其实并不难以理解。蒋琬、费祎和董允等人是荆州人，他们在刘备去世后选择留守蜀地，心中自然有一种对于家园的归属感和对现实的深刻认知。他们经历了蜀国的兴衰，对于诸葛亮的北伐有着更为理智的认识。他们明白，北伐的成功几乎无望，而更重要的是如何稳固蜀汉的政权和国力。他们更倾向于防守而非进攻。

相较于这些重臣的“知命”，姜维的立场则显得更为激进。作为降将的他，深知只有通过战争才能获取朝廷的话语权。他属于蜀国的“鹰派”，只有通过不断的战争，他才能稳固自己的地位。在蒋琬和费祎的压制下，姜维的军事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尽管他几次领兵，但人数有限，战功自然难以显现。

历史总是充满了戏剧性。在费祎的一次岁首大会上，身为左将军的郭脩却刺杀了费祎。这一事件背后的疑点颇多，其中隐隐指向了姜维。郭脩这个降将能够担任如此高官的职位，确实令人费解。再加上姜维“阴养死士”的传闻，更加深了人们的猜疑。死士郭脩刺杀费祎后虽被俘，但其所留下的口供却让人震惊——他竟是魏国派来的奸细。这一事件无疑给蜀汉的政治格局带来了新的变化。

总体来看，蜀汉的政治斗争和权力更迭充满了微妙和复杂。蒋琬、费祎等人的守势策略与姜维的攻势欲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郭脩的刺杀事件更是将整个局势推向了新的高潮。接下来，蜀汉的命运将如何发展，引人深思。这不仅是一场权力的游戏，更是一场关于国家命运、家族荣誉和个体选择的深度探讨。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角色都有其鲜明的个性和立场，他们的选择将直接影响到蜀汉的未来。关于郭脩是否为魏国奸细的说法，其实并不成立。对于费祎遇刺这一事件，若真与魏国有关，那么魏国在短短几个月内便进行追封郭脩的举动显然不合逻辑。想象一下，如果刺杀行动真的由魏国策划，他们怎么可能等到半年之后才昭告天下？当蜀国宣告大将军被刺杀时，曹芳和司马师的反应可能会是互相询问：“这件事是你干的吗？为何之前没有告知我？”这样的情节显然太过离奇。

进一步来看，一件事情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是其背后的推手。费祎遇刺后，姜维迅速获得了更多的军事权力。同年三月，他便亲率数万人北伐魏国，这次行动使他获得了全国最高军事权力——“督内外军事”。从253年至258年，每年都有姜维率领大军北伐的记录。被雪藏多年的他终于得以施展抱负，跃然成为蜀汉的重要将领。

综合以上分析，再加上对费祎、姜维矛盾以及蜀国国策的探讨，我们可以推测：在费祎遇刺的事件上，姜维是最值得怀疑的人物。真相可能是这样的：从249年开始，姜维就已经开始布局。所谓的魏国西平郡的中郎将郭脩，可能只是他的一个忠诚的死士。死士郭脩的目的在于除掉与姜维意见相左的费祎，为姜维获取更大的兵权铺平道路。这一事件的背后，或许隐藏着姜维深谋远虑的政治与军事策略。

这样的推测并非空穴来风。费祎遇刺的时间点与姜维获得军事权力的时间点不谋而合，使得人们不得不怀疑这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这只是基于现有信息和逻辑推理的一种可能性。真正的历史真相可能永远隐藏在岁月的尘埃之中，等待着未来的发掘和揭示。